从教育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对教育的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看法和见解，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论或教育思想，影响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由于课程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古今中外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都有独特的课程观。

从外国教育史看，世界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有着独特的课程观，形成了独特的课程体系。17世纪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泛智”的课程理论，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受到教育，都要学习“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形成了自然主义课程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尤其重视儿童的经验，强调教育必须寻求作为能动主体的儿童与对于儿童的社会要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结合问题，形成了“经验主义课程论”。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对世界上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些教育家也都形成了独特的课程观。我国古代的教育家以孔子为代表，他为了实现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继承了西周贵族的教育传统，又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改编和调整，充实了时代需要的内容，形成了“六艺”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自近代以来，我国的一些教育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也形成了新的课程观。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根据共和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出发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应的课程观和课程理论体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改造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课程，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提出了“生活教育”课程，主张“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

可以看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尽管着眼点不同，有的从社会和时代发展出发，有的从人类文化知识发展出发，最后都形成了独特的课程观，有了比较成熟的课程体系，课程观是他们教育思想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不同时代的教育家的课程观可以看出，他们的课程观都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制约，都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课程本身的来源看，社会、知识和儿童是课程的三个基本来源，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课程的发展，课程必须具有时代性，课程要及时适应而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

时代的发展要求校长像教育家那样办学，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就必须完成课程观的确立与创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这需要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国际视野和独立个性的公民。从世界课程改革的现状和趋势来看，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努力实现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融合与统一。教育和课程要回归生活世界，找回人的主体价值成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共同声音，在课程上增强了课程生活化和综合化。另一方面，教育和课程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倡培养学生的个性。课程理论正在从“选择适合课程的儿童”向“选择适合儿童发展的课程”转变，课程的设置要符合并促进儿童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尊重儿童的兴趣、爱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

我国近年来在课程改革中适应时代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教育的均衡化和公平发展，为每个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成为教育的强烈呼声。科学发展观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教育中实现以人为本，关键是实现以学生为本和以教师为本。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课程观，自2001年新课程改革以来，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内容、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评价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我国历次课程改革中前所未有的。

新课程改革实施几年来，从总体上来看，尽管取得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教师根深蒂固的“教学”观念在应试的压力下难以从容转型。教育家型的校长要借助于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全校教师的智慧，积极争取研究人员的支持，在学校层面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活动来引导、促使教师们转变教学观念，实施素质教育，把三维目标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中，而不是只用在教案上和说课稿中。这是教育家型校长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校长要想成为教育家型的校长，就要带领全校教师努力理解、积极实践新课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兄弟学校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样，新课程改革就真正有了实验的意味，就会越来越完善，校长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教育家型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