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和课程理念的创新，即课程目标的生成化、课程内容的自主化、课程实施的开放化和课程评价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校长专业职能发生深刻转型，必然要求校长转变角色，适应新课程的需要，与新课程同行，在新课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

一、校长要由国家课程和教学大纲的诠释者而成为课程和教学理论的研究者。

长期以来多数校长尚未进入有目标、有计划的“研究主体”的角色，只是作为国家课程意志忠实而被动的附属者而存在。新课程的实施，迫切要求校长成为具有主体意识和探究精神的“研究者”，既忠于并创造性贯彻国家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意志，以研究主体的身份站在较高的层次上构建基于课堂实践的艺术研究之品格，包括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前沿性，即超越狭隘的课程与教学之实践而努力追踪中外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汲取养料，深化、广化和敏化理论思维。

这里，校长需要克服下述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是重学科知识而轻课程理论。由于传统上将课程视作学科、视作教师向学生所传授的学科知识体系之总和，所以有些校长不免将自己的学术之根植于狭窄的学科领域，缺乏对课程理论的“自觉意识”，更缺乏深入广泛的研究，这必然导致课程理论素养的相对贫乏。为了改变这种情形，校长要同时具备“学科意识”和“课程意识”，严格区分作为静态型知识序列的学科与作为动态型主体构建的课程，明确前者指向外在的知识客体，后者指向师生主体对知识客体的激活和内化。其二是重传统课程和教学理论，轻西方课程和教学理论。建国以来，前苏联的课程和教学理论对中国大陆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很深，使多数校长的理论观念留有苏式胎记，诸如偏重课程和教学的预期性、计划性、统一性和终端结果，并以这种适应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作为主要的理论内存。而新课程本身具有宽厚的理论根基，包括融入了近年引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课程与教学理论的精华，这必然要求校长突破狭隘的视域和闭锁的观念，追求理论视点的全域性，即站在全球化时代的宏观角度来关照和研究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程。

二、校长要由共性化课程的规范者而成为个性化课程的催生者。

在以应试为目的的指令性课程范式中，校长自身的意识总是被一套标准化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所主宰着，诸如预定的课程目标、既有的课程内容、可控的教学过程、预知的教学结果和统一的评估尺度，这些为校长所熟悉并共同恪守的规则被充分细化和量化，并在有计划的教研活动中严格地规范着一线教师的课程理念和教学行为。这样，在追求课程与教学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名义下，导致教师课堂流程雷同，以往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往往停留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这种浅层次上。而今，新课程标准鼓励教师挥洒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拓展课程实施的弹性空间。这样，一方面，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另一方面，校长自然也要引导教师大胆、自觉地去突破指令性课程范式中形成的种种清规戒律，以创新者的姿态去塑造个性化课程。所谓个性化课程，是最能凸显执教者独特的教育智慧和鲜明的教学风格的课程，是在兼顾课程共性和基础性的前提下最能体现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才能的课程。作为课程和教学研究的领航人，校长要有意识地张扬新课标的基本理念，积极主动地释放和发挥教师的教学创造力，尊重教师教学的独特性和群体之间的教学差异性，反对亦步亦趋、盲目模仿乃至照搬。示范课之范，并非诱人入彀，而是启发教师突破课程既有范式、更新课程因袭套路的教育智慧。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顺应时代潮流而求变，从课程目标直至教学方法，林林总总，莫不在变中呈显生机。

校长理当引导和鼓励所有的教师上出“自己的课”来，包括自主设计、选择、开发和实施“自己的课”。第一，就课程既定内容而言，校长应鼓励教师对教科书做出适当的“裁剪”，取舍多寡、增删与否，均要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形而做出相宜的安排，切忌简单移植他人（即使是名师）的教学方案而忽视特定的教学情境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尤其要精心促进教师去珍视“童心世界”的宝贵的课程资源价值，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化选择出发去拓深、拓宽课程的内涵和外延。第二，就课程的动态性而言，教研员应唤醒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主动建构与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广泛联系，努力开发课程资源，从而使鲜活的现实与既有教科书同化为课程统一体。校长要有眼力和胆识撤除无形的课程栅栏，使教师走向广阔的课程创造空间。第三，就课程具体实施（即教学）而言，校长应鼓励教师充分开放课程进展和生成的过程，使课程与教学充溢创造性的生机和活力。新课程的实施，恰如英国著名课程理论家劳伦斯.斯滕豪斯所主张的不应以一种既成结论来封闭课堂探讨的边界。因此，校长应审慎避免以统一和共性的标准去限制千姿百态的课程进展。简言之，尊重教学的多元和个性差异、珍视课程的生成性和开放性。这是校长对课堂教学的基本价值引导，也是催生教师个性化课程的必要条件。

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然赋予校长以历史新使命，进而引导教师角色随之而实现深层次转换，使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走向民主、开放、和谐的创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