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负责任的教育——福建省厦门市火炬学校
时间：2014/6/5
10年前，福建厦门一条喧闹的小街里，火炬学校静悄悄地开办了。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校门口的红色横幅上这一句抢眼的标语。
那一年，校长王哲红 41岁，先后做过两所学校的校长，因实施“创造教育”而闻名。厚实的教育积淀、黄金般的创业年龄，让她踌躇满志，以更长远的目光审视学校教育：“从筹办学校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该确立什么办学目标，让学校即便到了 100年后，还能传承下去，不会落伍。”
可是，新学校一开学，教师们沮丧地发现，全校仅招收了 110名学生。人这么少，怎么生存？得想办法扩大生源。看着大家忧心忡忡的样子，王哲红笑了，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不要盯住没有进来的学生，而是要盯住已经进来的学生，让他们获得优质教育。”因此，学校不把精力放在打广告、忙招生上，而是一门心思关注学生和教师的成长。
在王哲红看来，这是校长的责任所在。同时，她也把责任教育作为火炬学校一以贯之的教育特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天的火炬学校已拥有1700多名师生员工、办学业绩斐然，责任教育成为凝聚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的教育品牌。
10年后，记者面前的王哲红校长，在时光中悄然改变的，除了眼角的细纹，还有她对责任教育日渐成熟、深刻的理解；而依旧不变的，是她可爱的童花头，还有一颗童心和一份对教育的激情。
做20年后别人要做的事情
在王哲红的教育词典里，“责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早在 2000年2月，《人民教育》就曾以《“责任校长”王哲红》为题，报道她的成长历程和办学追求。在报道中，王哲红饱含深情地对教育做了形象的类比：“任何一种产品不合格，可以回炉，可以扔了；唯有学生不合格，不能回炉，更不能扔了；一个企业办砸了，可以重新整顿，扭亏为盈；一所学校没办好，误的是一代人，永远也没有挽回的机会。”透过这一番话，传递出的是强烈的责任意识。当了18年校长，先后走过3所学校，王哲红用自身行动诠释着校长的责任，同时也在丰富着对教育的理解。
上世纪 90年代初，任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校长的王哲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激荡的状况，怀着对教育的朴素认知，提出“爱国、尚武、文明”的育人目标。“那时候，我觉得爱国是公民的起码素养，同时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她解释说。
几年后受命创办康乐小学，她对教育又有了新认识：“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都有赖于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为此，她率先尝试“创造教育”，很快使学校名声大振。然而到火炬学校，她再次“华丽转身”，提出“责任教育”。
3所学校，3个不同的办学理念。
从表面看，王哲红很“善变”，总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实际上却是她在认识上螺旋上升、逐渐逼近教育本原的过程。
为什么把教育的落脚点归于“责任”？这源于王哲红长期的阅历。从教以来，王哲红一直坚持订阅《教师博览》、《每周文摘》等报刊，每晚睡前总要翻几页。一次，她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看到，上世纪末，国内先后投产 5 个乙烯项目，每个项目投资不下 80亿，上马仅一年就全部倒闭。原因很简单，乙烯项目的合理规模效益应在 30万吨以上，而这5 个项目的规模无一例外都是 15 万吨。读完后，王哲红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事前不做好调研？400多亿资产“打水漂”了，谁该对此负责？同样的，另外一个小故事，王哲红读后也记在心里。一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心肌梗塞，他用生命的最后几秒做完了三件事：靠边停车、熄灭发动机、打开车门让乘客下车，然后才猝然倒地。一个原本很平凡的人，因为有了责任，他的生命变得格外崇高。
诸如此类的见闻，让王哲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责任”的重要。“爱国也好，创造也罢，都必须以责任和习惯为基础。”在王哲红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大气”。尽管多年从事小学教育，但她总是能突破教育的“小”，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制高点，高屋建瓴地拷问教育的价值。
这一点，或许与王哲红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她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退休后“下海”，曾拥有两家公司。多年前，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做公司的接班人。王哲红和丈夫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做教育。也因此，王哲红眼里的教育，不是捞取名誉、地位、权力的工具，而是有超越功利的更长远的价值。
但同时，王哲红又不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她很善于让宏大的理想在学校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
2001年，火炬学校创办。如何实施“责任教育”，王哲红耐心地寻找一个契机。
那一年，中国经多年艰苦的谈判，终于加入 WTO，国人欢欣鼓舞。但王哲红想到的，却是事情的另一面。西方国家一直以环保不力为理由，反对中国加入 WTO。作为教育者，我们能否从环保入手，培养下一代保护人类共有家园的责任感。从一个看似遥远的话题中，王哲红找到了教育的切入点。
“一开始，我以为做环保就是去植树造林，发愁到哪儿弄树苗。”科学课教师罗旭丽是学校环保活动的负责人，当年听了王哲红的一句话，“教师个人发展要和学校发展融合，学校发展要和国家发展合拍”，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环保中。可那时候，她对环保还一无所知。“校长启发我，先从身边的环保入手，我的思路才慢慢地打开了。”如今，火炬学校的第一节环保课，就是教育学生爱护公物，保护好身边的物品。
环保课还要讲爱护公物？记者一脸疑惑。罗旭丽笑着讲起缘由。几年前，学校总务主任抱怨说，学校的板凳坏得很快。这怎么可能呢？凳子是铁制的，学生哪有力气弄坏？罗旭丽仔细观察，很快明白了。原来，学生天性好动，坐着时总爱晃来晃去，有的还故意把板凳立起来，单足着地坐着。板凳再结实，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发现了这些问题，罗旭丽的环保课，就从细节入手，教育学生“椅子四脚都着地，安全护椅两不误”、“桌子就像人的脸，胡写乱画不相宜”、“转椅不是轮椅，轻拿轻放不行驶”……“这不是小题大做，自从有了这一课，学校桌椅折旧率大大降低，每年节省四五千元开支。”罗旭丽说。
从身边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火炬的环保活动越做内容越丰富。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环保教育的资源，学校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被赋予教育的功能，形成了“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环境”特色环保课程。
渐渐地，环保变成了火炬师生的一种责任和习惯。
播种行为，收获习惯；升华习惯，熔铸责任。“责任教育”不仅意味着教育者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担当精神。
生活中的点滴感触，总能让王哲红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教育。
2006年深秋，王哲红随团赴美国考察。尽管无人要求，但回国后，她仍认真地写出万余字的考察报告。报告中，王哲红以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写下这样一个细节：跨出国门，有兴奋也有沉重。纽约的曼哈顿有美国最富的华尔街，也有最穷困的黑人街。而让我们在乎且感觉沉重的是唐人街，在这里仿佛走在国内一些旧街道上，感受不到纽约的现代、发达，只有脏乱、浪费、导游宰客以及不团结，国内有的，在唐人街上一样都有。以前，王哲红认为，唐人街是华人在美国有一席之地的象征，是值得骄傲的，但这次考察改变了她的认识：“恰恰相反，正 说明我们缺少学习的意识和开放的胸怀，没有融入人家的文化中去。”由此，她想到了自身的责任，怎样让今天的孩子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近几年，火炬学校在暑期举办“中英美青少年文化交流夏令营”等活动，邀请英美、东南亚的学生到厦门，和中国学生同吃同住、交流联欢，学习中国诗歌、武术、剪纸，也学习交谊舞、英美文化和民俗。多元文化的交流，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大的成长平台。“责任”，简言之就是“分内应作的事”。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校长的王哲红总在努力承担一份更大的责任。因为她始终认为，“好的教育，就是做20年后别人要做的事情。”
在承担责任中培养责任感
多年前的一天清晨，在学校门口，王哲红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妈妈骑摩托车送孩子上学，途中摔了一跤，妈妈受伤了。可为了不耽误上学，她坚持把孩子送到后才去医院。到医院又发现书包还在自己手上，于是顾不上包扎伤口，急忙赶回学校。孩子气恼地接过书包进了教室，妈妈在门外一个劲儿地向老师说“对不起”。
目睹此情此景，王哲红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心酸还是心痛。从表象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同情家长、谴责孩子的结论。
但王哲红却从深层次上看到了教育的缺失：“不要总责怪孩子太自私、太冷漠。试想一下，大人连书包都要替他背，从小习惯了包办代替，孩子怎么会有责任心、有爱心？”在火炬学校，王哲红一再呼吁，“把校园最大限度地还给孩子。”第一次走进火炬学校，人们不禁眼前一亮。
偌大的校园没有一片垃圾，教学楼窗明几净，地板光洁如新，洗手间毫无异味。
老师们笑称，火炬学校的卫生是星级酒店的标准！难以置信的是，全校仅有两名保洁员。
究竟怎样做到如此干净呢？原来，学校有一套完备的卫生责任制度，校园划分为不同的责任区，从年段到班级、从班级到个人，层层细分。这样，每一块地板、每一扇玻璃窗，都责任到人。学校重在监督，从值日班长、年段长到德育处，层层检查，层层反馈。
这样的制度管理，效果不言而喻。但记者不免有一丝担心，制度是否会成为一种禁锢，让学生失去活泼的天性。
对此，王哲红有自己的思考：“监督检查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孩子提供锻炼的空间。
我们也不在乎校园多干净，在乎的是良好习惯和责任心的养成。”只有走进教育现场才会发现，在看似严厉的制度背后，是教师们充满智慧与人性的引导。
杜洁荣是火炬学校九年级的化学教师，每次上完实验课，她总是一丝不苟地要求学生把仪器洗干净、实验台收拾整齐、凳子推到桌子下面、垃圾倒进废液桶，然后再离开实验室。
可是，一次做完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实验，有两个调皮学生一下课就开溜了，桌面上乱七八糟，试管没有洗，紫红色的高锰酸钾溶液洒了一地。“太不像话了！”杜洁荣很生气。
课前她反复演示实验程序，还一再强调，高锰酸钾洒在地板上很难清洗，千万要注意，学生却把她的话当了耳边风。
很快，两个“肇事者”被叫回来了。“为什么不收拾就离开？”她质问道。“我们有急事。”他们满不在乎地说。
本来，杜洁荣准备批评一通后，让他们自己动手，但学生的神情让她改变了主意：“他们没意识到错误，即便罚他们重做，下次难保不会再犯。”她把批评的话咽了下去，平静地说：“好吧，老师教你们怎么做。”洗试管，摆放药品，擦台面，杜洁荣很快做完了，学生无动于衷地在一旁看着。该清洗地板了，她先用水冲，冲了好几遍，擦干后地上仍红红的一片。“你们说，该怎么办？”她问学生。“用洗洁精试试。”学生出主意。
她依言而行，洒上洗洁精，又反复冲洗、擦拭。半小时过去了，杜洁荣的额头冒汗了，地上的红渍依旧很扎眼。“管用吗？”她故意问道。学生摇摇头，脸上的不在乎变成了惭愧。眼见火候成熟，杜洁荣不再“卖关子”，不慌不忙地倒上一些化学试剂，红渍奇迹般地消失了。“哇，老师，你太神了！”学生欢呼道。“这是草酸溶液，与高锰酸钾发生了中和反应。”杜洁荣解释说。
看着重新变干净的地板，学生心悦诚服地说：“老师，我们错了！”“哦，怎么错了？”杜洁荣笑着问道。“以后做实验，我们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他们说。
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容错、试错的过程。
因此，王哲红启示教师们，要让孩子“在承担责任中培养责任感，在强化习惯中内化习惯”，把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他们体验、锻炼、成长的契机。
在火炬学校，每个孩子都享有 10项权利，包括担任值日班长的权利，担任红领巾督导的权利，主持晨会、班队会的权利、在校园展示自己作品的权利……这10项权利被郑重地写入学校制度，保障人人平等参与的同时，让责任教育成为贯穿一切校园活动的主题。
但起初，对这一教育意图，教师们并不能完全领会。班主任郭敏记得，上学期轮到他们班主持升旗仪式，她对孩子们有一百个不放心。从写讲话稿、排队列、任务分工、朗诵练习，所有事情由她一人包办，忙活了一个多星期，可孩子们却不领情，临上场了还有人“打退堂鼓”：“老师，我好紧张，别让我上台了。”再看其他孩子，脸上也没有丝毫期待与兴奋。尽管活动很顺利，但郭敏没有一点儿成功的喜悦。
这学期，又该主持升旗仪式了，郭敏决定换一种方式。正值“三八”妇女节，如何表达感恩，她向全班征集意见。“孩子们出了很多好主意，都是我没想到的。”郭敏兴奋地说。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就成了一篇精彩的讲话稿。
眼见如此，她干脆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孩子做。不到两天时间，一切准备就绪。这一次，不用她动员，大家争着上台。也不用她督促，每个人事前都用心练习。
“以前我总怕孩子们出错，对他们缺少信任。实际上，一旦给予机会，每个孩子都表现得特别有责任感。”郭敏反思说。如今，她的班级管理越来越轻松，工作的幸福感也随之而来。像这样的活动，学校一直提倡，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台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们深知，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展示，可能影响孩子一生。
3年前的一次升旗仪式上，当一个叫康彦的孩子走上台发言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小时候因为生病使听力受损，说话吐字不清。但在这样的场合，班主任任老师没有放弃他，反而安排他做重要发言。升旗仪式结束后，王哲红忍不住走上台，激动地说：“感谢任老师把这样难得的机会给了康彦同学，这是人权的平等、教育的平等，也是对火炬育人理念的积极践行！”那次发言，也成了康彦记忆中的难忘经历：“感谢火炬的老师，给了我宝贵的自信。在这里，我没有觉得自己特殊，只要我努力，也可以和别人做得一样好。”
用情感工作，而不是用情绪工作
6年前，一位家长带着将入学的女儿去考察学校。在第一所学校走了一圈，女儿悄悄地说：“爸爸，这边的老师不可爱。”看似无心的话，让家长的心顿时揪紧了：“孩子要在这里生活6年啊，如果第一感觉就不喜欢，以后怎么会快乐呢？”随即，他又带女儿来到火炬学校。女儿跟老师们一见如故，玩得很开心，回家后说道：“爸爸，火炬的老师很可爱！”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位家长当即选择了火炬学校。
孩子的眼睛是最纯真的。教师只有真正爱孩子，为孩子负责，才能被孩子接纳和喜爱。
几年前刚到火炬学校时，林爱芬心气儿很高，总想让自己的班级在学校出类拔萃。为此，她天天跟调皮学生着急上火。
学生挨了批评，过后还是老样子，只留下她一个人生闷气。烦恼中，学校的培训活动，让她发现了教育的另一片天地。
建校 10年间，每周一次培训，是火炬学校雷打不动的安排。
培训在周日下午进行，每次 3小时。培训形式别出心裁，教师们先唱唱歌、跳跳舞，再开心地坐下来学习。培训内容开学初就确定下来，有专家讲座、专题研讨、读书活动。同时，王哲红希望，教师们既要做教育的行家，还要拥有精彩的人生。她请来厦门航空公司的空姐来讲礼仪、请养生专家来讲保健，请美容师来讲穿衣打扮…… 为什么利用教师的休息时间来培训？这其中自有深意。在王哲红看来，学生尚在学校，如果教师抛下学生不管，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王哲红觉得，通过培训让教师一生不遭遇淘汰，是校长对教师最大的负责任。十几年前访问香港，她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教师比内地还忙，一周三四十节课。尽管如此，很多教师一上完课，又行色匆匆地走进大学课堂，忙着为自己“充电”。她经常以此勉励教师：“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对手学得更快些，更好些。到火炬来，不仅要‘满口袋 ’，更要 ‘ 满脑袋 ’，争取让自己头上多一些光环。”
就是在一次培训中，林爱芬听到校长的一句话：“要做一个有涵养的教师！”尽管那时候，她还说不清楚什么是“有涵养”，但这句话从此记在了她的心里。
新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叫圆圆的学生。因为智力有问题，圆圆被其他学校拒收。他几乎什么也不懂，经常考零分，还喜欢动手打人，生活习惯一团糟。林爱芬暗自慨叹，教他一个人，比教半个班还累！可是，对这个孩子，林爱芬心里更多的是怜爱。“我也是一个妈妈，将心比心，遇到这样一个孩子，做母亲的应该怎么办呢？”平时碰到圆圆闯祸，她总是宽容地告诉其他孩子，要原谅圆圆，因为他还不懂事。每次圆圆想打人，她总是赶快把他拉开，用做游戏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她引导大家友好地对待圆圆，多和他交朋友。一天放学，家长来接圆圆。
一个小女孩走到圆圆身边，友善地说：“圆圆，明天有考试，你一定要加油啊！”孩子的话让家长深受触动，她流着泪给林爱芬打电话：“林老师，我的孩子经常考零分，可你们一点儿都不嫌弃他，谢谢您！”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林爱芬从改变家长入手。她在家访中得知，圆圆的妈妈生气时，经常动手打他。在她看来，这正是圆圆喜欢打人的源头。她劝诫家长，要学会控制情绪，多讲道理，少动手打人。她惊喜地发现，自从家长不再打他，圆圆打人的习惯也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圆圆给了林爱芬更大的惊喜。火炬学校提倡，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其他学生都好办，唯独圆圆让林爱芬犯难了。
这样的学生能做什么？思来想去，她为圆圆设了一个特殊的岗位。“你就做我的秘书长。”她对圆圆说，“每天检查其他同学是否上岗。”按她的初衷，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也没有对圆圆抱有太多期望。
没想到，圆圆别提多高兴了。从此不用她费心，圆圆天天追在同学后面，督促他们按时上岗。那股做事的认真劲儿，让她既惊讶又感动。
什么是“有涵养”？从圆圆身上，林爱芬若有所悟：“所谓有涵养，就是要对每个孩子的成长负责，学会欣赏生命、善待生命。”“过去，学生私下里叫我‘ 苦瓜脸’，天天跟我对着干。”教师姬艳霞笑道。
和林爱芬一样，初到火炬学校，姬艳霞也曾“水土不服”。学生一犯错，她习惯于严厉批评。终于有一天，学生鼓足勇气说道：“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指责我们，却从不肯听我们说话。”这句话让她一愣。深刻反思以后，她郑重地向学生道歉。
从此，她试着改变自己，学会宽容与倾听。慢慢地，学生开始接纳她了，让她头疼的问题越来越少。如今的她告别了“苦瓜脸”，变得一脸阳光。
对于“有涵养”，王哲红还有一种阐释：“用情感工作，而不是用情绪工作。”显然，对教师而言，责任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源于内心的热爱，有爱才有责任，有爱才有幸福。
爱如阳光，既温暖着学生，也感染着家长。几年前一听说“责任教育”，学生家长魏女士有点怀疑：“对小孩子讲‘责任’，是不是太空洞了？”可是，一件不经意的小事，让她感触颇深。
还记得，女儿静怡读一年级时，有一天回家说：“妈妈，我们班的盼盼可调皮了，上课经常捣乱，还经常溜号，害得老师满校园找他。”“哦，老师有没有批评他？”魏女士问。“没有，老师让我们多帮助他。”静怡说。
对这么一个“坏孩子”，老师为何不严加管教，魏女士很好奇。
以后，她经常听到盼盼的“劣迹”，比如，老师要求孩子们写“每日一记”，别的孩子都写完一厚本了，盼盼半本还没写完。
可尽管如此，却从未听到老师对他的惩罚。
不可思议的是，一天听女儿说，班里选出了12位红领巾监督员，其中居然有盼盼。老师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魏女士不禁对盼盼多了一些关注。不久后，女儿回来神秘地说：“妈妈，你想不到吧，盼盼的每日一记被选入班刊了。老师还夸他情感丰富、语言生动呢。”这是怎么回事？魏女士读了盼盼的文章，从成人的眼光来看，文章写得很一般。
再后来，从女儿口中，魏女士开始听到盼盼的好消息。他上课不再溜号了，开始坚持写“每日一记”，他的文章也越写越好。渐渐地，魏女士也明白了老师的用意。“虽然这个孩子跟我毫不相干，但从他身上，我真正看到了火炬教师的负责任。”魏女士对记者说。
这个故事从家长口中讲出来，更让人多了一份感动。带着期待，记者见到了盼盼当年的语文老师沈琼，一个教龄才6年的年轻教师。
面对众人眼中的一个“问题学生”，她哪儿来的智慧与宽容？
沈琼笑了，坦诚地说：“其实，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也曾苦恼过，困惑过。但庆幸的是，我从未放弃过。只有走近孩子才会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天使，都有可爱之处。只要耐心等待，就会有奇迹发生。”
用100%的热情解决1%的问题
在代表作《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翰· 古德莱德从成千上万的研究数据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好心的教师们做着与他们的学生们的‘其他生活’毫不相干的教育工作。学生们在日常生活里最关心的事情，却被教师们看成是与学校不协调的……学校注重的是他们的学术天赋和努力，而不是他们在这一人生阶段中所最关心的生理、社会和个人方面的需求。”这个论断，值得所有教育者反思。当我们抱怨学生不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时，我们又是否走近学生、理解学生、研究学生？几年前，学校团支部书记李仙丽有一段代班主任的经历。一天清晨，她照例去班里查看。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学生们在激烈地争辩着什么。
怎么回事呢？她好奇地停住脚步，在门外静静聆听。从学生们的七嘴八舌中，她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一个男生头天晚上没写作业，早晨到校后准备抄袭别人的，却被学习委员逮个正着。学习委员得理不饶人，认为抄袭作业不对。
男生强词夺理，辩称抄作业也不是一无是处。两个人一吵闹，其他学生也加入进来，分成两派，就抄袭作业的利弊展开了辩论。
听出端倪后，李仙丽很想进去制止。转念一想，这是多么生动的思想交锋啊，难得听到学生的心里话。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听下去。
直到快上课了，李仙丽才不得不走进教室，这场辩论也戛然而止。学生们安静下来了，李仙丽的心里却很不平静。
那一段时间，网络上正热议着“‘90后’是否有社会责任感”的话题，批评“90 后”缺少社会责任感的大有人在，而支持者则从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事件中“90 后”的表现，认为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作为教师，李仙丽同样有困惑，面对信息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教育该如何触及他们的灵魂，如何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从偶然听到的一场辩论中，李仙丽受到启示。初中学生已经有了初步的思辨能力，何不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寻找答案？很快，李仙丽在课堂教学中开始了新尝试。
她是教思品课的，在讲到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时，她抛出了一个颇有争议性的话题——男生女生是应该多交往还是少交往。
一看到这个话题，有的学生“哧哧”地笑了，还有的学生羞涩地低下头。对处在青春期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既敏感又好奇的话题。平时一看到男女生交往过多，一些学生就在背后起哄。既然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一次辩论，效果出乎李仙丽的预料。一些学生因为平时被同学取笑过，私下里用心地搜集了很多资料，辩论中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提出了支持男女生正常交往的观点。
其他学生听了很有同感，一致谴责那些捕风捉影、阴阳怪气的论调。最后，对于男女生如何交往，学生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从那节课以后，李仙丽高兴地看到，班里男女生之间的交往变得自然了、大方了，那些取笑同学、打小报告的行为也没有了。
一次成功的尝试，让李仙丽有了更多信心。从此，班里每两周举行一次小型辩论赛。遇到教育难题，她不再苦口婆心地说教，而是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辩论中明白是非。再后来，这一形式推广到班级之间、年段之间，成了一次全校性的活动。
第一届全校辩论赛，题目是教师们定的，有“代沟问题，责任在父母还是在子女”，“课余上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学时代，知识与习惯哪一个更重要”……很显然，这些都是教师们认为很重要的，是平时教育教学中或棘手、或困惑的管理难题。
到了第二届辩论赛，学校改变了做法，让学生自己申报辩题。
辩题一交上来，教师们吃了一惊。学生们关注的问题有：“追求时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父母鼓励孩子，精神与物质哪一个更重要”，“人际交往是坦诚相待还是有所保留”，“戊戌变法是势在必行还是不可施行”……“我们原本担心学生的辩题太肤浅或太偏激，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李仙丽欣慰地说。
从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中，教师们意识到，学生们也有自己的困惑，也渴望认识世界，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是那么少。
就是在这样坦诚、开放的对话中，学生们开始思考自身的责任。
火炬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去敬老院慰问，过去一些学生不乐意参加。在辩论会上，“赡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的辩题，引起了他们的深思。辩论会后，再一次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孩子们都变得格外真诚。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一个个孤独的老人，或者痴痴地看着外面，或者期盼地看着大门，不知是想到外面的世界走走，还是在盼望着自己的子女看望自己。
那一刻，我多想给他们多一些温暖！”还有一个学生写道：“我准备了很多礼物要送给老人们，可是，当我把礼物发给他们时，才惊觉自己带来的太少，不是礼物不够，而是我的爱心还不足。”在这样的辩论赛中，教师们真正意识到，为学生提供展示机会、锻炼表达能力仅仅是很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责任感、爱心、思辨能力和社会意识也悄然萌芽。
“用100%的热情解决1%的问题。”火炬学校的会议室里，悬挂着这样一条标语。
它启示教师们，教育不仅需要热情与爱心，还需要用智慧的眼睛，敏锐地发现有价值的教育细节，在研究中工作。
过去，小孩子一入学，数学教师陈清芳最头疼的，就是很多孩子不能完成作业。
为此，她想了很多办法，或者批评教育，或者请家长督促，甚至每晚逐一打电话叮嘱。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一些孩子依旧不写作业。
这似乎是个小事情，可是当陈清芳“小题大做”，深入调查，却有了新发现：“孩子不写作业，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学习习惯的问题。”原来，刚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孩子们不明白，学生还要写作业。尽管每天下课前，教师大声说：“孩子们，这是今天的作业题，快点抄下来。”可孩子的心早已飞到了教室外，压根儿没把教师的话听在耳中。找到了原因，陈清芳对症下药。
一开始，每天放学前，她都要逐个检查，看孩子们是否记下当天的作业题。一段时间后，她把检查的任务交给小组长去做。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孩子们养成了每天抄作业题的习惯，不写作业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了。
王哲红说过：“一个孩子有了责任感，才会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写不完作业就会吃不香、睡不着。”从这件小事中，陈清芳懂得了，责任和习惯的教育，的确是花费时间最少、收益最大的教育。
我们幸福，因为可以爱很多很多孩子
在火炬学校，“孩子”是一个有着特别含义的词汇。
在这里，教师们一向习惯于把学生称为“孩子”。同时，在王哲红眼里，占学校教师群体80%以上的青年教师也像孩子一样，需要她的呵护。
教师们幸福地说，火炬的节日特别多！在这里工作，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每一个节日都过得很隆重，洋溢着浓浓的温情。
“三八”妇女节，王哲红为每一位女教师签名送书，带她们一起登山、踏青，然后找一间茶馆，共话工作生活感悟。“九九”重阳节，他们把为学校作出贡献的老专家、老教师、老员工都请回来，为他们祝寿。寒假里，教师们回家过年，王哲红也不忘按当地习俗，给每人一个红包，请他们带给父母。一份小小的心意，让父母们心怀感激。他们收下红包，在红纸上写下感谢和祝福，或者准备一份小礼物，托孩子带给王哲红。“我不希望，教师们仅仅把学校看作工作的场所，而是真正视为一个家。”王哲红深情地说，“只有所有教师都把生命和感情融入到这里，热爱它，痴迷它，才会为之付出，敢于担当责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火炬的年轻教师和学生们口中，王哲红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校长妈妈”。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是大家最信赖、最亲近、最爱的人。
像孩子渴望妈妈的疼爱一样，每个教师都格外在乎校长的评价。数学教师钟丽梅是第一批“火炬人”，10年来与学校共同成长。第一学年结束时，王哲红送给全校每个教师一张小卡片，根据各自的特点，写上一句个性化的评价。在给钟丽梅的卡片上，王哲红写道：“小钟老师，你的热情和激情是火炬事业需要的！”呀，原来校长很关注我啊！一看到这句话，钟丽梅别提多激动。
10年中，这张卡片她一直珍藏着，和自己所有的重要资料放在一起。时不时地翻出来看一看，心里总是暖暖的。怀着这份温暖，钟丽梅努力关注每一个学生。
记得一个周末，她带着女儿去家访，对象是一个内向的小男孩。一见到老师，男孩紧张得说不出话。为了缓和他的情绪，钟丽梅提议，让男孩带她和女儿到附近的公园玩。在公园里，男孩开朗起来，突然说了一句话：“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我平时不是这样笑的吗？”钟丽梅很奇怪。
男孩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钟丽梅特别震撼。“你平时也很爱笑，但都不是对我笑的。”一瞬间，钟丽梅愣住了。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平日自己关注最多的，总是那些拔尖学生或后进生，像这个男孩，各方面都不突出，因此也很少被她留意过。从那天起，钟丽梅意识到，教师的每一个教育行为，都要考虑到每个孩子的感受。
一天，一个孩子生病住院了，钟丽梅想去看望他，班里孩子听说后，也纷纷要去。这么多人一起去，显然不可能，钟丽梅很为难。看着大家期盼的眼神，她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孩子们，去的人太多，会影响同学休养。不如这样，咱们每人从家里带一个水果，交给老师带过去，好不好？”“好！”孩子们特别高兴。
第二天，孩子们带来了各色水果，苹果、橙子、杨桃、芒果……有的孩子在水果上写上名字，有的附上一张问候的小卡片，还有一个孩子带来了两个水果：“老师，我们家的水果个头太小，妈妈让我带两个来。”水果整整装了两大筐，一个个鲜亮的水果，就像孩子们一颗颗童心。
“真正关注每个孩子，需要教师有足够的教育智慧，但说到底，教师必须发自内心地热爱每个孩子。”钟丽梅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还有一句标语，也是一建校就铭刻在火炬校园中——“我们幸福，因为我们可以爱很多很多孩子。”如今，这份爱与幸福，从校园里弥散出去，传递到更多人心中。
几年前，听同事说这是一所负责任的学校，李军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送到火炬学校。不久后的一件小事，让他对火炬教师的负责任有了切身体会。一天晚上，因为单位临时开会，他无暇去接女儿。会后已经很晚了，女儿怎么样了呢？他心急火燎地打开手机，立刻看到几个未接电话，都是班主任孔老师的。正要回电话，又收到孔老师的短信：“孩子在我家里，已经吃过饭了，正在写作业，明天和我一起上学，请放心！”看完短信，李军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有说不尽的感激。
而接下来的经历，更是让李军从心底里感到，让女儿读火炬学校，是一件多么幸运、多么幸福的选择！
2010年11月的一天，女儿早晨起床，腿一软，摔倒在地。李军赶紧带女儿去医院检查，起初他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可是一两周后，女儿的病情每况愈下，手脚越来越无力，最后连吃饭都困难了。医生的诊断结果，让李军眼前一黑，女儿患的是全身性重症肌无力。当晚，李军强忍悲痛，给女儿现在的班主任景老师打电话请假。没想到，3天后，景老师带着一些学生和家长，到医院来看望女儿。
细心的景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全班学生对着镜头，每人一句鼓励的话。看完视频，泪水从女儿的眼角滑下，她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句话：“爸爸，我很希望回到火炬，我会坚持！”身患罕见的重症，女儿能否治愈，何时能重回学校，还能不能回学校，李军只觉得一片茫然。同时，高额的医疗费用也让他心里沉甸甸的。
那时候，李军还不知道，在火炬校园里，一场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正在展开。
听说这一不幸的消息，学校发出倡议，全校上下都动起来，孩子们把自己的压岁钱、零花钱投进捐款箱，家长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到医院门口祈福 …… 一个月后，学校举行了“爱，就在我们身边”的捐助仪式，由学生代表把全部 16万多元的捐款交到李军手中，那一天，李军热泪盈眶，校长、老师和学生都流泪了。
大家的关爱，给了李军和女儿莫大的勇气。两个多月后，女儿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身体一天天地康复。如今，女儿已重回学校读书，她对李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我要尽快好起来，将来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周围的人！”“在我绝望的时候，是学校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尽管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说起这一切，眼泪在李军的眼眶里直打转。
然而，在校长王哲红看来，这项活动还有更深的含义：“所有的老师、孩子和家长，都在这次活动中受到了一次感动、一次洗礼。
也从中知道了，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
这才是我们更大的收获！”采访结束，恰逢中午放学，校园里因为有了孩子的笑声，顿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孩子们一群一群地从教学楼里走下来，像每天一样，王哲红笑眯眯地守候在楼梯口，轻声叮嘱孩子们慢慢走。一见到校长，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争先恐后地大声喊道“校长妈妈好！”“校长妈妈好！”小孩子们踮起脚，伸着脖子，生怕校长听不到。
“你们好！”王哲红频频点头，一一回应孩子们的问候，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扫视着大家，仿佛每个孩子她都看在眼里。
这本是火炬校园里最寻常的一幕，但在记者眼里，这一幕显得那么温馨，那么动人。
那一刻，王哲红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神情让人仿佛看到了杨朔笔下盛开的童子面茶花！目睹此情此景，记者不觉又想起火炬校园里的那一条标语——“我们幸福，因为我们可以爱很多很多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