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搞的调查、统计之类，我向来不怎么以为然。比如前段时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公布的“死活读不下去前十名作品”，尽管引起不少评论家严肃议论，我则以为不过一个网络游戏而已。以我的眼力看去，这事情诚然跟广西师大出版社有关，其实只是该出版社在北京的叫做贝贝特的一家公司，在网络上搞的唤作“理想国”的所谓“全新文化品牌”，由这“理想国”策划的一个极其有限范围、毫不严格的“调查“。不过，这类同游戏的“死活读不下去前十名作品”能够广为媒体、舆论注意，则是有很正经的背景，这背景就是近十年来渐渐热闹起来的读经、读经典倡议潮流。
 
说倡议潮流而不说潮流，是我以为终究谈不上真的有什么读经、读经典的潮流，主要不过就是许多人在呼号，要人去读经、读经典，这呼号成了潮流。倡议读经、读经典的潮流，终究与读经、读经典的潮流是两码事。

首先是出现了读经的呼号，但并不顺利。“读经”在中国原本是有特指的，专指十三经或四书五经而言，旧时属于儒生的功课。倘若不是儒生，比如信仰老庄的，比如清末后热起来的崇扬墨家学说者，对于读经便会有异见。异见之一，便是要争论“经”的地位，要说《道德经》不是经吗？《庄子》不是经吗？《墨子》不是经吗？等等。如此，试图专注儒学的“读经”就站得脚底不稳起来，不得不要敞开出胸怀。这样还是不能结束异见，《史记》不是经吗？《汉书》不是经吗？唐诗、宋词不是经吗？明、清小说不是经吗？

清末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的名声迅速超越了老师康有为，报纸阅读超越了书籍阅读，继而革命党的小册子流行，“康圣人”的文章更加没有人去读了。辛亥革命之后，便有了袁世凯政府提倡读经，结果遭到起哄。新文化运动起来后，读经更是遭到讥嘲，激进如鲁迅者甚至号召不读古书。鲁迅之类，真不读古书？非也，鲁迅本人便是最多啃古书、抄古书的人之一，所谓不读古书，乃至不读中国书，不过争“经”之地位而已。古今中外皆为“经”，“我们”写的书也是“经”，人们都应该要读的；实际上，读来读去，还是主要读“我们”的。

今天的事情，不过也是如此。“异见”到最后，所谓读经，演变而为读经典，读“我们”的“经典”。跟“五四”时的差别，那时的“我们”是新文化运动新作家主导，今天的“我们”则是出版社、书商乃至网络公司在主导。因此，由读经而读经典，倡议来倡议去，反对来赞成去，只是多印了一些书，也多卖了一些书，真正多了什么人去认真读，则未必见得。多印了书，多卖了书，难道不是多了读者吗？未必。买书跟读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买书满足的是有书的心理，起的是外表装潢作用，读书则是将书的内容化到脑子里，倘若不侃侃而谈，别人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就有一类人，柜子里摆满了书，读是不曾读过其中一本的，甚至连翻一下也懒，印刷厂切刀裁切时纸张被挤压的粘劲儿依然还在。尤其如此，排列在柜子的书，务必要是厚重，务必要是潮流所以为的经典，方才体现出办公室、居室的分量。

用书装潢外表的，基本是抚下肚子就知道发福了的成年人，书包沉重的孩子、还在求文凭找工作的青年则少会有这样雅兴。世间奇妙之处，越是肚子发福者越有用书装潢外表雅兴，越有这雅兴的人越喜欢摆着自己读了很多样子提倡读经、读经典。跟谁提倡呢？自然就是青少年、儿童。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死活读不下去前十名作品”一发表，肚子发福者的舆论哗然，大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忧虑。其实，如果“前十名作品”确实是客观实际，这恰就是年青人的坦白，肚子发福者的虚伪；恰就是年青人的聪明，肚子发福者的不智。

不妨来具体看“前十名作品”名单：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称为经典，不过是五十岁以上特别是六十岁以上人的一厢情愿，不过是一个正淘汰了的中国人的正淘汰了的中国的苏联文学概念。真要说了解苏联文学，就小说的经典而言，基本的应是读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爱伦堡、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作品，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就是偏执的红色励志作品而已，今天中国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恰恰证明了中国的进步。

《瓦尔登湖》是美国梭罗的随笔性散文，这几十年中国几乎可说平均一年一个译本，体现了一种十分堕落的翻译现象。散文而翻译，倘若译者汉语言文学写作不是好手，不过欺骗读者而已。如此堕落的译本出版，要读者接受，未免太看低读者。所以，读者拒绝参与这出版商业游戏，“死活读不下去”，乃是明智。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译名而言，也存在着译者汉语言文学写作功力问题，一“的”一“之”用法，不知所云，米兰·昆德拉原作要真这样遣词造句水平，那就太徒有虚名了。韩少功、韩刚到底是作家，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出了中文的彩头，好了许多，不过去掉“中”字，“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才更凝练。简而言之，倘若不是做专门研究，凡外国文学作品，译者汉语言文学写作平平者，即使所译原著是如何地经典，对于中国读者也不过就是属于可翻翻可不翻翻之列。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诚然都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但是，正因为是巨著，便很花阅读功夫，如果不是从事专门文学研究和创作，不读他们未必就意味着文学修养属于低级。对于一般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来说，这些“现代派”小说并不是不存在障碍，中国一般读者重故事、情节、动作、精句，既然阅读是以我为主的欣赏，不愿意接受脑筋折磨并非罪孽。事实上，即使在产生这些作品的西方，当二十世纪文学进入“现代派”为主流时代时，也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支流化，越来越属于小众的审美，更何况在审美差别很大的中国？即使中国专业做文学的，恐怕多数也未必读全过这些作品。我大学读书时候，中文系常有几个文学狂热分子来寻我争论文学，他们所读不过主要是节选和介绍，跟他们讨论问题是很受罪的事情。高谈歌德而没有读过《浮士德》，高谈英国诗歌而没有读过拜伦，高谈黑色幽默而没有读过约瑟夫·海勒，高谈魔幻现实主义而没有读过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高谈普鲁斯特其实只读过七大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等等之类，不过是中国文学圈子的事实。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被列为“死活读不下去”，最是舆论惊诧，其实不过文学误解而已。《红楼梦》当然是伟大的作品，但不等于普及读物，就普及程度而言，清朝闺阁中阅读《西厢记》而掉的眼泪之多远非《红楼梦》可比。民国有红学，红学发展到当代成为一种极其腐朽的学术游戏，所营造的《红楼梦》话语成了令人神经的梦呓。《三国演义》、《水浒》向来不为女性读者所喜爱，即使男性读者，旧时也有“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教训，并非一定要识字分子人人去读；在民国时候，倒是认识几个字的土匪头非读这两本书不可，因为拜把子、打仗要模仿里面的内容，取里面的经验。《西游记》的特点不在语言艺术，而在于其想象艺术、故事艺术，没有读过《西游记》并不妨碍欣赏演绎的各种唐僧师徒故事，这就好像熟悉八仙过海故事的中国人未必要知道有一部《东游记》的书一样。不读《红楼梦》而读《金瓶梅》，不读《西游记》而读《聊斋志异》，未读“四大名著”而读《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官场现形记》等，有什么不可以？

可见，列一些所谓经典名单，以为应读、必读，不过是肚子发福者的自以为是，是设定一种偏见标准强求儿童、青年。2012年有报道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调查，中国人扣除教科书后每人平均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喧嚣什么读经、读经典，就如要没有饭吃的乞丐去吃肉。不需要什么人来指导读什么书，中国人需要的只是读书，不管什么书，能多读一本书，就是多读了一倍多的书，就已经是极大幸事了。读书以兴趣第一，以喜欢第一，来几个肚子发福者一本正经教导必须、应该、一定读什么书，不过扫兴而已——扫兴尚属不善，用所谓读经、读经典令人反胃，把人吓住，永不愿意碰书，才真是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