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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校德育浅思

发布时间: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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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延才发布

——读《历史的瀑布与峡谷》有感

马克斯·韦伯对学校教育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仪的国家里,学校成了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
早就熟知这句话。

那时,我真的认为在中国学校肩负着对学生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神圣使命。但我并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产生正规的宗教,甚至有种莫名的无奈——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真是不幸,学校教育除了要完成知识的传承还要承担对学生的道德培养。这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只管教授知识不必承受德育的情形相比,负担太重了。羡慕外国的宗教在学生的教育中的作用同时更多的是困惑:我们的“宗教”怎么就没有呢?没有正规的宗教学校德育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

最近读了一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著的《历史的瀑布与峡谷——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现代转型》。读过之后似有感悟,许多谜团似有了开释。作者在论著中分析了统治人类社会四个纬度,即政治统治、道德统治、学术统治、法治统治。他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地阐述了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是“政治统治作为主导,道德统治作为政治统治的支撑,而学术统治、法治统治处于从属或被政治统治利用的地位几乎没有很好的发育”。他认为,在夏、商、周三代,政治上采用封建制,道德上注重礼法,也就是道德注重的是人如何服从天意,服从于执行天意的“天子”的政治统治的人文性的政治伦理。到了秦始皇统一直至清王朝灭亡的两千年历史中,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有的仅仅是改朝换代。这时的政治全部是皇权既是天意,皇帝一手遮天,政治统治高于一切,其余统治更是只有为其服务才可能“生存”。不同的朝代可以选择不同的道德、学术、法治,此三者没有独立的地位,就不可能发育成完善的体系,尤其是道德统治。孔孟创造的儒家学说虽被汉武帝遵从为国家意志,但其出发点并非“钣依”,而是利用,利用其统治臣民百姓,这便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像孔孟这样的圣贤,他们的思想虽考虑到了如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思考更多的是人性如何服从政治的需要,他们的学说从骨子里就有一种“献媚”于皇权,自甘下位,仰视政治甚至讨好于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的道德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宗教。反观世界其他几个宗教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立宗教的人创教之初并没有考虑为政治服务,他们完全从人类的自身需要出发,寻求人类“解脱”之法。他们鄙视政治,至少与政治分庭抗礼,很多政治统治者“钣依”了宗教,道德统治占了上风,慢慢发展成为了宗教,这个过程中学术统治、法治统治在西方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慢慢发展成为了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方式,出现了现代文明。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政治统治始终是第一位的,道德统治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统治的。而在西方常常是政治统治是为道德统治服务的。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中国古代皇权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皇权的意志,不可能发展出学术、法治文明。而西方则出现了民权第一的思想,由于“众多的民”的意志不可能完全一致,法治文明必然产生,由于“众多的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学术文明必然发达,这两种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于是西方世界早于中国转型成为现代文明,再看中国,到了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才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转变了政治意识。由于“三民”主义符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辛亥革命没有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就使得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这时的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那时起,中华文明不得不思考如何转型的问题;从那时起,几十代人前仆后继为中华文明转型而呕心沥血;从那时起,中华文明不得不放弃政治统治第一的诉求;从那时起,道德建设似乎也失去了方向。于是就出现了没有正规宗教对人信仰的影响,只好依靠学校教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熏陶。而学校德育在中华文明转型时期如果还仅仅追求传统道德理念显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要放弃传统道德的内容,一时又难以找到不服从于政治的道德内涵,学校德育悖论从此产生——学校不进行德育不行,进行德育似乎也不行(不知道怎么样行)。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校德育工作被提到了首位,这说明,我们国家在前进中已经意识到了德育统治的地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学生的德育要么在非常高的标准指导下进行所谓的思想建设,要么在非常低的层面抓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目前的主流),即便是这样,学校教育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也会被社会现象涤荡得荡然无存,意识迷茫的一代人找不到自己的“根”,随波逐流、追名逐利、为所欲为者大有人在。可以这样说,目前的中国学校德育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转型时期要求的德育操作模式,社会又没有正规的宗教对人性的疏引。德育也只能停留在对学生的行为束缚上。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就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文明是一种以学术文化系统为主导,以法治文化系统为支撑,以政治文化系统为调控、引领、服务,以意识形态文化系统为凝聚社会、整合理想的文明。这是与中华传统文明相去甚远的新文明。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方式,就不得不慎重考虑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应该调整它的方向,即符合于现代文明要求的方向。其核心应该是在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向善的成分同时,积极吸收西方宗教对人性合理的引导成分变成我们的德育内容,把学术文化系统的精神追求:创造财富为人类服务作为我们德育教育的方向,在实际操作中体现法治文化系统正义的力量、规则的意识。最终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有爱心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是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人。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讲到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的德育已经有的现成的、好的内容可以继续操作。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德育操作模式恰好给每一个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没有正规宗教的中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学校德育真的是大有作为,既然是非为不可,又可能大有作为我们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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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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