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校长 诗性的管理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近几年在媒体中，“柳袁照”的名字经常是与“诗”联系在一起的，称您为“诗人校长”或“校长诗人”的不少，但我更愿意将“诗人”换成“诗性”，因为这里的“诗”好像不单是一个文体的概念，而是弥漫在您做人做事中的一种品性、一种情怀、一种底色、一种格调和气质。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自己的？

柳袁照：您说得对。我不是想做一个诗人，“诗人”的头衔对我并不重要，我写诗是想让自己多一点“诗人的气息”，让我们的师生尽可能“诗意地栖息”。没来苏州十中（以下简称十中）做校长前，我几乎没有认真写过诗，当然现在，写诗已成为我工作与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喜欢诗意地表达。

记 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诗结缘、对诗着迷的？

柳袁照：我与诗结缘，是与我的生命成长连在一起的。在读中学和大学时，我只钟情于诗歌。那时，我把自己能找到的古今中外的所有诗集都找到了，能买的也都买了。在中文系的课堂上，我只看诗歌与诗论。当时，只有《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经常刊登诗作，每一期我都有。我曾想用一生去研究一个诗人──杜甫，我喜欢他对苍生的关注、对“人”的关注；但他太悲悯，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现在我最喜欢的是泰戈尔，他的爱弥散在他的诗歌中，弥散在天地间。我还喜欢仓央嘉措，在他的吟唱中全是人性。

记 者：那时您也写诗吗？

柳袁照：也写，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没有投过稿，也几乎没有读者，后来我把那时写过的诗装订了三册，被女儿收藏起来了。我与诗有过中断，28岁到45岁没看过诗，也没写过诗，完全不知道那一阶段中国的诗坛发生了什么。

记 者：为什么戛然而止？

柳袁照：那是一个偶然。在农村教书时，有一天看朱光潜的诗论，他说写诗往往会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都毁了，许多人只写诗，而忘了做其他事。我看后，吓出一身冷汗。几乎是同时，我把自己的一组诗拿给我很崇拜的语文老师秦兆基，他看了看说：“这个还能算是诗吗？”这句话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从此，我与诗告别，专心在学校教书、在机关写公文。

记 者：后来是怎么“再续前缘”的？

柳袁照：十中被媒体称为“最中国的学校”，是十中这个园子唤醒了我的诗情。2008年，我又开始写诗了，我把一组散文诗拿给秦老师看，这回，得到了他的喝彩。让我无比感动的是，秦老师兴致冲冲地写了一篇比我原文还长的评论，结果，我的诗作和他的评论不久就在《散文诗世界》发表了。之后，我写诗的兴致越来越浓，陆续在一些权威诗刊上发表诗作，还出版了几本诗集。

记 者：我也发现，您大规模发表诗作也就是最近四五年的事。如果说高中以后是您“诗性的成长”，那么近几年就是您“诗性的爆发”。这中间近20年的“空白期”，看似断裂，但我相信，您的“诗心”、“诗情”未泯，是这样吗？

柳袁照：可以这样说。那近20年，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学校，我都是一个极率真的人，或许，这也可以称为一种诗性？

因为追求本真，所以我喜欢灿然的状态，喜欢原生态的美；而且，几乎所有的自然景观都会带给我对“人”、对“教育”的联想。记得那年在挪威，我看到被称为“生命之柱”的人体雕像──121个人体浮雕沿着石柱向上盘旋。那种力量、那种赤裸裸的欲望、那种让人失魂落魄而又热血沸腾的形象，几乎让我窒息。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太阳下的一个“裸孩子”。山川河流宠我，飞禽走兽宠我，花卉草木宠我，我生活在无限真诚、朴实、友善而又充满“力”与“美”的世界中。

我到过许多地方，喜欢摄影，也喜欢写游记。一年前，我曾对着拍摄到的“朝日”、“夕阳”写下三段文字，第一张图片是在天上拍的，第二张是在海上拍的，第三张是在旷野上拍的。其实做校长也是这样，有时在天上，有时在海上，有时在地上。无论哪里，都有风光。

记 者：您作为一个诗人和作为一个校长，“底色”是一样的吗？

柳袁照：应该是一样的，但可能会有一些“光”的变化，在阳光下与在月光下应该有一点区别。我的诗作就色彩而言，多属于历史，有一种淡淡的、挥不去的“紫色的忧郁”，但它的灵魂与我的追求一样，属于未来。

记 者：您很忧郁，但也很积极，这两者矛盾吗？

柳袁照：忧郁是我的内在气质，我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很积极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和“矛盾体”：既像老师，又像作家；既在做学校，又像在做园林；既很理想，又很现实；既怀恋传统，又向往未来……其实想想，这种种“矛盾”也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就像苏州的刺绣“绝活儿”──“双面绣”一样。

记 者：我认识不少爱诗的校长朋友，但他们大都将品诗、写诗作为个人的一种业余爱好，而您却有意识地将诗性推广到办学，转换为学校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您为什么希望学校与您一样诗意盎然？

柳袁照：我对诗的热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喜好，更是我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的产物。我所提出的诗性教育的三个特征──“本真、唯美、超然”，是我对教育现状与教育应有的价值进行深度思考的结果。

在我看来，学校应该是最真、最美、最善的地方，校园应该洋溢着诗的气息，因为学校是孩子们裸露灵魂的地方。但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善意的摧残”──目的多为善，而手段却实在是一种摧残，更谈不上诗性与诗意。

更可怕的是，教育的功利主义和浮躁病已相当严重，工具理性严重膨胀。如何区分教育的热情与浮躁、高效与功利？企业发展的一些理念和经验能照搬到教育中吗？这些都需要我们追问。

教育是人学，但现在往往被窄化为知识的教学。文学也是人学，在我们的传统中，教育与文学是很相通的，但现在，它们的关系却被割裂了。文学在今天的学校中只是语文学科中的几篇课文，而不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弥漫在校园中的一种气息。今天，教师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即使是语文教师、历史教师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苏州历史上的几位教育大家。比如叶圣陶，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是一个作家、文学编辑，在他身上，“教师”与“作家”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他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深刻反省与表达，也不会有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再如范仲淹，也既是教育家（办过苏州中学），又是诗人、散文家。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学校，还有几位语文教师能成为作家？在不少学校，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写诗、作文，就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如此，怎么能有教育、学校和教师的人文情怀与诗意？我们现在十分强调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这是必要的，但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只专注于他们“技术”的发展，而疏忽了他们的人文素养？我们不应该把教师局限在课堂里、局限在狭窄的“专业”中发展，而应该把他们放在其人生的宏大背景中去发展。

记 者：是的，当教师被日益“功能化”后，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发展需求就会被遮蔽，而其负面影响，绝不限于他们自身。

柳袁照：还有，在古希腊，“诗人”与“创造者”同义。科学发明要靠想象，写诗也主要靠想象，在这方面，两者是相通的。但我们今天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却只注重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而忽视人文素养，包括诗性的养成。

记 者：我很欣赏您的一个信念──“未来：将面向优秀的传统”。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都能从优秀的传统中找到消除时弊、走向未来的通道。您很深入地研究过十中的历史吧？

柳袁照：是的。十中的百年历史就是诗性的历史，我只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而已。杨绛、费孝通、何泽慧、李政道等都是我们的校友，他们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十中（他们上学时叫“振华”）影响了他们，而他们也影响了十中，成为十中历史中最珍贵的收藏。

比如，杨绛是我们的骄傲。她的内心极为清静。她不见媒体、不见外人，无论是官是商是名人，都一概不见。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心境。但我们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如亲人见面。

还比如，大作家叶圣陶曾是我校教师，专门辅导学生写作；大作家苏雪林、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曾是我校的国文老师；大画家颜文梁曾是我校的美术老师；章太炎、胡适等名流也曾作为兼职教师，多次莅临学校讲座……许多校友、教师的人文素养都是我们后辈无法企及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是科学家，但其文学、艺术才能比我们现在的所谓专业人士还强得多。

记 者：除了这些名教师、名校友，还有很多普通的老师也对您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吧？

柳袁照：是啊，十中是我的母校，我的诗性的养成，离不开这个园子，离不开这里的老师。就拿前面提到的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秦兆基来说吧，他这辈子写了许多与高考无关的“无用之书”，其中有13本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但荣誉几乎与他无缘；他是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苏教版教材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对语文教学的理解，少有人超越，但“特级教师”的称号也与他无缘。他是一个“布衣”，没有什么“光环”，但他的人生高度却是我们这些薄有虚名的 人无法企及的。他是一个把写作融入自己生命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还有我在十中遇到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奚文琴，当年她给我们讲的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上课的语调舒缓，生气时也是儒雅的样子。我有一种感觉，奚老师的眼睛总是对着我的，多少次同学聚会，我都不无得意地讲这个，但无奈的是，同学们都说我是错觉，因为他们觉得，奚老师的眼睛也总是对着他们的。我们一位年轻老师听了这个故事后说：什么是教育？奚老师的那个眼神就是教育！

在十中的历史上，这样可亲可敬的老师难以计数。所以，我们在十中的“闻道廊”上，镶嵌着名校友的名字，而在初中部的“振华廊”上，镶嵌着十中百年历史上每一位普通教师的名字。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大家，而以大家培育后人，后人自然容易成为大家。

记 者：真羡慕您能在十中的怀抱中成长，受到这样的滋养，而若干年后又回到这个园子做校长，天然地传承着它的文化血脉。

柳袁照：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说，诗性教育就是我们面对时代要求，在回归优秀传统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创造性转换”而形成的办学理念。它是有“根”有“源”的，是十中文化血脉的一种自然流淌。在我看来，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诗性是最好的桥梁。

记 者：您所提出的诗性教育可以在学校的各个层面伸展，在这里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作为校长，您是如何在管理中体现诗性的，“本真、唯美、超然”在管理中指的是什么？

柳袁照：诗性管理是文化的管理、气息的影响，它看重的是“浸润”和“体验”。

在管理中，“本真”就是天然本性、不反人性；就是遵循人最真实、最自然的生命本意，发现和开掘每个人生命中最绚烂也是最初的辉煌，还原个性本身的美感。管理的最高境界，即返璞归真，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回归，它使我们回到教育的逻辑起点：如何尊重人的天性？“本真”要求我们在管理中“务本”，关注师生作为“人”的发展，而非“工具”的发展，要剥离掉附加在人的教育之外的种种累赘。

管理中的“唯美”就是将培育美好人性视为最高目的，高扬价值理性，尽最大可能去工具性、去功利性；就是追求理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教师自由空间的获得、生命价值实现的愉悦、美好情感的高峰体验、人情之美、人际和谐、个性绽放等，都是其表现形式。

管理中的“超然”源于“达悟”。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超脱世俗的态度，即以一种高远的境界、宽广的视野，摆脱现实中的种种窠臼，使被管理者自觉地、纯粹地、自然地求美求善。在手段上，它跳出具体的管理环节的缜密，看趋势，看长远，不拘泥于当下，不斤斤计较，不使被管理者步步惊心；它主张无为而治，看重“场”的效应，着力激发被管理者的内驱力及其自律、向善的一面，让他们在自主管理中实现成长。

记 者：您在实行这样一种诗性管理的过程中，把用力点放在哪儿？

柳袁照：我喜欢做“两头”的事情，就是“宏观引领”与“微观进入”，“中间”日常的具体管理交给其他管理者。我有一个办学感悟：一个校长不在于他具体管了什么，而在于他是否营造了一种气息、一个“文化场”；校长在具体事上做得越多，可能越糟糕。我们摒弃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管理理念，除了校长这个“车头”要做好引领外，每节“车厢”、每个“接点”都要像“动车组”一样，有自己的“动能”。如十年前，我们就实行了扁平化管理，给其他管理者和教师提供广阔的自主管理的空间。

记 者：您所谓的“宏观引领”主要体现在哪里？

柳袁照：主要体现在用思想来“领导”学校。比如：将十中百年前“诚朴仁勇”的办学理念，发展为体现“本真、唯美、超然”之本质内涵的“质朴大气”、“真水无香”、“倾听天籁”的文化精神。“质朴大气”就是一种实而厚重、素而无华、纯而不杂、真而简明的精神。“真水无香”就是学做真人，不雕琢，不作假，纯朴一生，远离世事纷繁，甘食粗粝，不染粉华，修美于内，探求师道。“倾听天簌”就是倾听自然之声，按万物发展的规律做事，保持自然真诚之本性。

与此相应，我提出“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个师生的本色人生”的理念。现在，它不仅成为大家的“座右铭”，而且成为“让每一天都美好地留在学生心灵深处”的一种积极的行动。

我希望以一种超然的情怀来办学。我始终告诫自己，也告诫老师们，要记着泰戈尔的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

我把“平等”二字看得很重，没有它，谈何“以人为本”？我很看不起一些校长摆着“救世主”的架势，高于老师一等，在那里发号施令。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校园，人人平等相处，共同发展；校长走近教师、教师走近学生已成常态。

我竭力营造“让学生推着老师走”的氛围。因为我确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与“学”的自觉，是教育的美妙过程与理想境界。

我主张将“以名人为本”代之以“以每一个普通的师生为本”，这是其一；同时，又要努力把每一个普通的师生培养成明天的“名人”，这是其二。

我常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走不出叶圣陶、苏雪林、张羽这样的老师？在我们的学生中，走不出杨绛、彭子冈这样的学生？思考后我提出，不要把师生“圈养”、束缚在校园内，要允许他们“进出”自由，成就大事业，这样的学校才是真正伟大的学校。

我有一个理想：构建“审美课堂”，让课堂洋溢道德与审美的光彩。比如：庭院深深、曲径通幽、有限与无限等构园原则，以及“皱、漏、瘦、透”的太湖石审美原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构建课堂美学的原则？我主张把课堂看成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原，师生一起骑着骏马，自由奔驰在草原上，这才是现代教育的理想状态；而我们现实的课堂则像在高速路上开车，一切都无从欣赏与体验，剩下的只是对速度的追求。

如此等等，都可视为一种价值的、方向的引导，我想，这是我作为校长最重要的职责。

记 者：我看过您2011年的述职报告，其中谈到你们正在努力重塑教育的“灵”与“肉”。“灵”即学校的文化精神、办学使命，“肉”即学校的日常生活及其所呈现的状态。我想，这样的重塑，一定需要校长在“宏观引领”的同时，进入微观领域，进入师生常态的、真实的生活之中，发现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教育境界。

柳袁照：是的。诗性教育的“根”应该牢牢扎在校园的日常生活之中。“微观进入”意在走入现场、读懂师生、发现问题、寻找案例、树立典型、及时鼓励。老师当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做法，都是我在与他们聊天、参加教研活动、听课或者召开座谈会时发现的。而且我自己也坚持上课，上排入课表的那种课。这样不离开一线，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这几年开教师大会，我一般都不做报告，而是让老师们上台讲案例、讲故事。

我每年都特别重视自己的两次发言，一次是在教师大会上的述职，一次是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我会思考很长时间才写出稿子，其中会不惜笔墨，讲我在平时发现的极有价值的、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案例。这样的引领远胜于枯燥的说教。

记 者：您2011年述职报告中的六个案例都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其实哪个学校都不乏这样的案例，关键是校长有没有这样的敏感，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柳袁照：如果校长没有发现的意识，那么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冷漠了。当然我关注微观，也与诗性管理倡导通过文化浸润和情感体验来实现教育目的有关。在我们学校，立足于“浸润”与“体验”的活动很多，如“信任行走”、“五月诗会”、“十月诗会”以及“与太阳同行，60里徒步”活动等。2011年，我们还举办了“放飞青春”首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每年，我们都要出版四本师生诗集。

记 者：前面我们谈到现在的教师被“功能化”、“工具化”、“技术化”的问题。我想，这样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教师肯定不能适应诗性教育的要求。那么您是怎样通过诗性的管理来培养诗性的教师呢？

柳袁照：说“培养”也许有点过，因为我真切地感到，我是与老师们共同成长的。过去我是一个“教育的管理者”，现在我是一个“教育者”

记 者：十年前您刚做校长时，也是这样吗？

柳袁照：不是，是这所学校改变了我。我像我们老师，我们老师也像我。这就是文化浸润的力量。

有些校长来参观时总会问我 ：“您如何让老师认同您的理念？”我说恰恰相反，我提倡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于老师、来自于历史，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专家凭空“引领”的。

“和谐中有点儿不和谐，才是最大的和谐”、“教育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只要用心聆听，到处都有天籁之音”、“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个师生的本色人生”， 这些话虽然是我说的，但无一不是受到老师们的启发。

记得在一次会上我说：“仿佛天从来没有变黑＼从我们建造的纪念碑上＼众神走下来＼拨动阳光。老师就是为孩子们拨动阳光的“众神”。对他们，我们只有敬仰，他们需要我们去管、卡、压地‘管理’吗？”

我也曾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老师，我深知，教师诗性的舒展需要足够的空间与自由。前些天我在讲课时还告诉学生：诗在情感的表达上是没有统一模式的，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曲折含蓄；有的粗犷奔放，有的细腻委婉。其实教师也是这样，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所以我鼓励他们各美其美，鼓励争论，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我发现，越是给大家空间，大家就越自觉。现在，许多会议和活动都是中层干部自主设计和组织 ，然后邀请我参加。再比如，原先学校提出“推门听课”，但现在老师们提出要改为“开门听课”，我觉得这是一个飞跃，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去华饰、存本色。

我相信，每个老师的内心深处都有诗的情结，都有梦想。作为校长，我希望自己能助老师们成就梦想，“成名成家”。我觉得，对教师，不能局限于鼓励他们写教学论文、研究教材教法。一位语文老师也可以是一位诗人和作家，一位数学老师也可以是一位数学家，一位政治老师也可以是一位哲学家。我们学校曾出版过一些教师的专业之作，但我想，仅有这个还远远不够。如语文教师应该多搞创作，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写诗歌。这样才能摆脱“匠气”。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在我的带动下，师生写诗已成常态，校园中，各层次的诗会不断，我们学校除了我，还有四位老师被作为诗人推出。

记 者：“我像我们老师，我们老师也像我”，这个画面好温馨啊！有时最柔软的东西其实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好的融合剂。

最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很想知道，在诗性教育实施一段时间后，您又有哪些新的感悟与理解？

柳袁照：我是一个喜欢边实践边琢磨的人。诗性教育的内涵与张力是什么？它对教师精神成长的作用是什么，又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诗性对校长实现专业发展的意义会被人普遍接受吗？这些都是经常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需要反复思量。

虽然我认定诗性是个“好东西”，但我也很清楚，它不能包治百病。我只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在个性化实施素质教育、以使孩子们尽可能成为“完全之人物”等方面打开一扇门。

有些人以为诗性教育就是“写诗的教育”，这是一种误解。教育首先是科学，所以理性是它的根，传承知识是它的本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仅囿于此，而疏忽了学生作为一个“全人”的成长。而且，诗性不是一味地浪漫，它是以和谐为宗旨的，即在所有的极端中，寻找到平衡点，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记 者：正所谓“叩其两端而为之”。

柳袁照：值得欣慰的是，诗性教育的提出，出乎意料地得到大家的肯定。2010年，有一万人来学校参观，2011年也有几千人来参观，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校长、老师来；我也被邀到全国20多个省份讲学。我想，这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好，而是这个时代呼唤诗性，许许多多教育人都在觉醒，都在呼唤诗性。

记 者：我觉得，这本质上是对“目的”的一种觉醒；“目的”是什么，也就大致规定了它的“方法”是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作为诗人，您可以尽情挥洒；而作为校长，您会有很多现实的制约和考虑，这会造成一种冲突吗？

柳袁照：这就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段时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理性与感性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不断冲撞，冲撞以后是互补，互补以后将是融合。

记 者：也许，教育的全部魅力、管理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想，做校长的，会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今天做教育的酸甜苦辣。简单讲一下您做校长的感觉吧。

柳袁照：2002年到十中做校长前夕，我写了一首《风景》：过去的我＼真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一朝醒来＼我突然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再也不走＼再也不盼顾＼再也不漂泊＼再也不浪漫的树＼从鸟变成树＼是一种痛苦一种失落一种悔悟＼是天与地的默契＼也许我会天长地久＼站成一块化石＼也许我会站成一道风景。

八年后，我又写了一首《一只倦鸟与一棵不走的树》，其中有这样两句：树的灵魂永远飞翔姿意于愿望不能实现之时。

从“鸟”到“树”，再到“树的灵魂永远飞翔”，是我当校长的一个心路或轨迹。

记 者：如果您为自己在十中做校长十年再写一首诗，主题词会是什么？

柳袁照：还没想这个，也许会写“原石”吧！人的品性往往如“原石”的特性，多元而本色，雕琢并还原。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充满诗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