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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常宁一中— —以“以德育人”为核心实施“以德治教” —— 读《唐之享教育文丛》有感
“教育事业关乎社稷根本，关乎民族振兴，亦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唐之享同志在其《教育文丛自序》中深刻地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分管教育的副省长，他对教育有更高层次的认识。他在分管教育工作十多年中，“怀着热忱与虔诚，深入实际，深入一线，广泛调查研究湖南的教育情况”，用饱含激情的文字写 下了一部约400万字的《唐之享教育文丛》。我拜读此书，被作者那份对教育事业的真切情感所感动，也从作者的论述中受到了许多启发。现就以“以德育人”为核心实施“以德治教”，谈点读唐之享同志文丛的体会。
《教育文丛》第四部分，振兴教育与政府行为方面，唐之享同志在《强化政府行为，形成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格局》一文中说：“德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系统工程。”接着作者从世界范围作出了重要分析，他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把中小学德育作为铸造民族灵魂、巩固国家政权、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治国策略，作为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竞争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日本政府着力培养‘具有国际意识，能进入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认为,要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开始……” 国外如此重视德育，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如何呢？我国更具有重视德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战国时期的孔子到汉代大儒董仲舒，他们都主张为政以德，以教化为大务。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德育，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把德育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然而，在当今‘唯分选才’的社会现实中，我们中学阶段德育首位落实得怎么样了呢？实际情况与唐之享同志提出的“德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僵化的教育模式使德育变得枯燥无味。长期以来，德育一直处于中学教育名义上的“首位”，然而忙于应试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和中学生，实在没有更好的精力去真正落实这个“首位”的问题，教师和家长即使意识到德育的重要意义，也多采用说教和灌输的方式，比起宣扬时尚的五彩缤纷的媒体来，实在让中学生味如嚼蜡。唐之享同志曾以《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文丛》45页）为题作报告，对德育的现实问题作过专门阐述。报告指出：
“毋庸讳言，我省中小学长期把学生置于沉重的负担之下，自然忽视和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德育工作的时间、经费、师资、制度、活动也就得不到落实，致使一部分学生不关心政治、不热爱生活、法纪观念淡薄、心理素质脆弱、文明修养较差等等。”由此可见，搞好中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今天的中学生，明天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相当一部分还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只有一代代的社会主义新人茁壮成长，“以德治国”才有坚实的基础，也才能长期坚持。道德建设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为一体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处于中心位置，学校要通过“以德治教”所取得的道德建设的成就、良好的道德风气、精神面貌对全社会起示范、辐射作用，从而影响和推进社会道德的进步，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2、政治性道德破碎。新中国成立之后，道德成为政治的附庸，“封建旧道德”被砸得粉碎，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基本内容的新道德观，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条的泛化。凭借强大的政治强制力，这种道德观念曾经为很多人所践行。然而，道德毕竟不是政治，它不是对少数阶层或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全社会大多数人甚至全体人民的要求，因而它的特点应该是起点低、适应面广、符合普通的人性。“为人民服务”信条下的那些政治色彩鲜明的道德观，许多普通人都难以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因为它是对道德精英的要求，许多人都无法自觉实践，纵然被强大的政治力量摧促，也只是当作政治任务在完成。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政治渐渐还原成它的本相-——作为常规工作，它只是政治家的事。道德也因此显示出其独立性和多样性，反道德的现象不断产生。“有的只顾个人奋斗，不讲团结合作；有的价值观念严重错位，大肆宣扬‘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便图’；有的法制观念淡薄，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以身试法，致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文丛》351页）至此，充满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政治色彩的道德体系几乎支离破碎。
3、新偶像带来了新问题。在我国，道德的建立历来需要偶像的引领，这一点与宗教相似。许多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通过对偶像的崇拜来实现的。张思德、黄继光、雷锋等等这一系光辉的名字，曾是几代人心中的偶像，然而时过境迁，当代青年心目中已经很少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强大的号召力似乎只剩袅袅余音，取而代之的是歌星、影星、电视主持等“灿烂群星”，因为他们更新鲜、更时尚，更具煽动性。“群星”并非就是坏人，但他们却不一定能担当主流道德的代言人，特别是部分明星热衷功利、爱好绯闻、标新立异的种种表现，把中学生在幼儿园和小学里灌输来的那一点点正统道德观搅得一塌糊涂。然而，观念可以受“明星”影响，明星却并非人人能当，破坏之后怎么办，“偶像”们并不承担这个责任，也难当此任。如何正确地看待“偶像”，如何对“偶像”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成为当今中学生道德建设的大缺口。
4、多样的社会让单一的道德观捉襟见肘。长期以来，我们所宣传的道德观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且具有显著的单一性特点。改革开放以前，除少数“牛鬼蛇神”家庭的子弟遭到歧视外，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生活经历、教育程度、思想认识都是相对单一和贫乏的，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是封闭的、单调的、高度统一的社会，因而他们更能认同书本和课堂上灌输的统一的道德观念。然而现在，除了课堂和书本上的观念依然相对统一，没有多少改变之外，呈现在青少年面前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特别是“一些地方‘三室两厅’星罗棋布，黄色书刊、淫秽音像制品悄然流行，色情、暴力充斥银屏，网上‘黄流’不断蔓延，封建迷信沉查泛起，卖淫、嫖娼、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然，加之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黄色电游和淫秽录像诱惑力强，辐射面广，对青少年危害极大，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文丛》351页）从而使他们对学校里单一的说教产生大厌烦甚至叛逆。另一方面，单就中学生自身经历不同，就足以让德育工作者伤透脑筋。同一个教室的学生，有富得钱不知怎么花的，也有穷得三餐没着落的；有在繁华都市中“曾经沧海”的，也有来自封闭山村的“一张白纸”；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也有过早领受生活艰难的“早当家”的穷孩子，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在书本和教师的教导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道德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又很少碰到书本和课堂上宣扬的道德楷模，因而对长辈们提出的道德准则，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觉得力不从心难以企及。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德育工作者手忙脚乱，甚至不知所措，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恰当的对策，新的变化又已经接踵而来。
5、时尚淹灭了道德的堤坝。道德本来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变化太快，以至于青少年的基本准则还未来得及确立，眼花缭乱的时尚标准已纷至沓来。时尚的基本特点便是新潮，是对传统的批判乃至叛逆。“新”成就了其吸引力，但也因为没有来得及接受社会和时间的检验和选择，便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中学生来讲，时尚是一道没有清洗消毒的美味，饱了口福之后便留下消化不良甚至食物中毒的后遗症。奇装异服只是时尚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非标准无常变化，使立根未稳的中学生无法找到道德的底线。
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使中学生的道德领域边缘化，或者出现了道德缺位的情况；旧的已破，新的未成，站在一片荒地上茫然四顾，不少中学生出现道德迷茫，价值观有所变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有所动摇等。“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道德总是其赖以生存的和发展的基石之一，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取得成功。”唐之享同志这些指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长期以来，德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薄习弱环节，特别是当前，青少年成长的外部环境和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接触面广，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国内外各种社会势力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他们施加影响，这就对学校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唐文享教育文丛》166页）根据唐之享同志这些指示，我认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以德治教提高管理干部修养。实施“以德治教”关键在于干部。唐之享同志在《文丛》中指出：“学校德育工作能不能落到实处，德育主阵地作用能不能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务实高效的教育行政管理，取决于一支高素质的教育干部队伍。一个好的校长，就能带出一所好的学校；一个高素质的教育局长，就能把握一方德育工作脉搏，引导一方德育工作健康发展。”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只有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性锻炼，遵从师德，注重“官”德，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率先垂范，才可真正把“以德治教”扎扎实实地落实在每一项工作中。
2、把师德建设作为“以德治教”的重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高尚的职业’，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江泽民同志指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为人师表。’”（《文丛》244页）但是，“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理想信念淡薄，敬业精神减退。教师队伍中存在热衷于‘有偿家教’，以教谋私的现象，存在惩罚学生、打骂学生、侮辱学生的现象，甚至有个别教师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触犯刑律。”（《文丛》246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损害了师德形象，因此，“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的德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根本大计。”（《文丛》353页）教师必须首先锻炼师德，然后才能推己及人，服人育人，为社会培养出道德健全、人格高尚、全面发展的人才。
3、培养校园道德生活的主体。中学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德育的主体也应该是学生。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把他们简单地当成教育对象，只注重对他们进行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行为的约束，施加的往往是口号式的令人可望不可及的教育条目，整个德育过程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把人视为填充各种美德与高尚品格的袋子。人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作为未来高素质专门人才的中学生更是如此。学校要实施“以德治教”，就必须培养学生成为校园道德生活主体，这是由道德的内在规律、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以德治教”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也是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总体反思得出的经验。培养校园道德生活主体就是要唤起校园师生个体的自我意识，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发展个体能力、塑造个体的主体人格，以实现学校道德教育的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和谐统一。
《教育文丛》第四部分，振兴教育与政府行为方面，唐之享同志在《强化政府行为，形成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格局》一文中说：“德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系统工程。”接着作者从世界范围作出了重要分析，他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把中小学德育作为铸造民族灵魂、巩固国家政权、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治国策略，作为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竞争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日本政府着力培养‘具有国际意识，能进入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认为,要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开始……” 国外如此重视德育，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如何呢？我国更具有重视德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战国时期的孔子到汉代大儒董仲舒，他们都主张为政以德，以教化为大务。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德育，党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把德育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然而，在当今‘唯分选才’的社会现实中，我们中学阶段德育首位落实得怎么样了呢？实际情况与唐之享同志提出的“德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僵化的教育模式使德育变得枯燥无味。长期以来，德育一直处于中学教育名义上的“首位”，然而忙于应试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和中学生，实在没有更好的精力去真正落实这个“首位”的问题，教师和家长即使意识到德育的重要意义，也多采用说教和灌输的方式，比起宣扬时尚的五彩缤纷的媒体来，实在让中学生味如嚼蜡。唐之享同志曾以《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文丛》45页）为题作报告，对德育的现实问题作过专门阐述。报告指出：
“毋庸讳言，我省中小学长期把学生置于沉重的负担之下，自然忽视和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德育工作的时间、经费、师资、制度、活动也就得不到落实，致使一部分学生不关心政治、不热爱生活、法纪观念淡薄、心理素质脆弱、文明修养较差等等。”由此可见，搞好中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今天的中学生，明天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相当一部分还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只有一代代的社会主义新人茁壮成长，“以德治国”才有坚实的基础，也才能长期坚持。道德建设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在家庭、学校、社会三为一体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处于中心位置，学校要通过“以德治教”所取得的道德建设的成就、良好的道德风气、精神面貌对全社会起示范、辐射作用，从而影响和推进社会道德的进步，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2、政治性道德破碎。新中国成立之后，道德成为政治的附庸，“封建旧道德”被砸得粉碎，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基本内容的新道德观，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条的泛化。凭借强大的政治强制力，这种道德观念曾经为很多人所践行。然而，道德毕竟不是政治，它不是对少数阶层或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全社会大多数人甚至全体人民的要求，因而它的特点应该是起点低、适应面广、符合普通的人性。“为人民服务”信条下的那些政治色彩鲜明的道德观，许多普通人都难以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因为它是对道德精英的要求，许多人都无法自觉实践，纵然被强大的政治力量摧促，也只是当作政治任务在完成。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政治渐渐还原成它的本相-——作为常规工作，它只是政治家的事。道德也因此显示出其独立性和多样性，反道德的现象不断产生。“有的只顾个人奋斗，不讲团结合作；有的价值观念严重错位，大肆宣扬‘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便图’；有的法制观念淡薄，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以身试法，致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坑蒙拐骗现象时有发生。”（《文丛》351页）至此，充满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政治色彩的道德体系几乎支离破碎。
3、新偶像带来了新问题。在我国，道德的建立历来需要偶像的引领，这一点与宗教相似。许多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通过对偶像的崇拜来实现的。张思德、黄继光、雷锋等等这一系光辉的名字，曾是几代人心中的偶像，然而时过境迁，当代青年心目中已经很少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强大的号召力似乎只剩袅袅余音，取而代之的是歌星、影星、电视主持等“灿烂群星”，因为他们更新鲜、更时尚，更具煽动性。“群星”并非就是坏人，但他们却不一定能担当主流道德的代言人，特别是部分明星热衷功利、爱好绯闻、标新立异的种种表现，把中学生在幼儿园和小学里灌输来的那一点点正统道德观搅得一塌糊涂。然而，观念可以受“明星”影响，明星却并非人人能当，破坏之后怎么办，“偶像”们并不承担这个责任，也难当此任。如何正确地看待“偶像”，如何对“偶像”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成为当今中学生道德建设的大缺口。
4、多样的社会让单一的道德观捉襟见肘。长期以来，我们所宣传的道德观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且具有显著的单一性特点。改革开放以前，除少数“牛鬼蛇神”家庭的子弟遭到歧视外，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生活经历、教育程度、思想认识都是相对单一和贫乏的，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是封闭的、单调的、高度统一的社会，因而他们更能认同书本和课堂上灌输的统一的道德观念。然而现在，除了课堂和书本上的观念依然相对统一，没有多少改变之外，呈现在青少年面前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特别是“一些地方‘三室两厅’星罗棋布，黄色书刊、淫秽音像制品悄然流行，色情、暴力充斥银屏，网上‘黄流’不断蔓延，封建迷信沉查泛起，卖淫、嫖娼、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然，加之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黄色电游和淫秽录像诱惑力强，辐射面广，对青少年危害极大，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文丛》351页）从而使他们对学校里单一的说教产生大厌烦甚至叛逆。另一方面，单就中学生自身经历不同，就足以让德育工作者伤透脑筋。同一个教室的学生，有富得钱不知怎么花的，也有穷得三餐没着落的；有在繁华都市中“曾经沧海”的，也有来自封闭山村的“一张白纸”；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也有过早领受生活艰难的“早当家”的穷孩子，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在书本和教师的教导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道德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又很少碰到书本和课堂上宣扬的道德楷模，因而对长辈们提出的道德准则，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觉得力不从心难以企及。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德育工作者手忙脚乱，甚至不知所措，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恰当的对策，新的变化又已经接踵而来。
5、时尚淹灭了道德的堤坝。道德本来也应该与时俱进，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变化太快，以至于青少年的基本准则还未来得及确立，眼花缭乱的时尚标准已纷至沓来。时尚的基本特点便是新潮，是对传统的批判乃至叛逆。“新”成就了其吸引力，但也因为没有来得及接受社会和时间的检验和选择，便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中学生来讲，时尚是一道没有清洗消毒的美味，饱了口福之后便留下消化不良甚至食物中毒的后遗症。奇装异服只是时尚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非标准无常变化，使立根未稳的中学生无法找到道德的底线。
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使中学生的道德领域边缘化，或者出现了道德缺位的情况；旧的已破，新的未成，站在一片荒地上茫然四顾，不少中学生出现道德迷茫，价值观有所变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有所动摇等。“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道德总是其赖以生存的和发展的基石之一，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取得成功。”唐之享同志这些指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长期以来，德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薄习弱环节，特别是当前，青少年成长的外部环境和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接触面广，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国内外各种社会势力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他们施加影响，这就对学校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唐文享教育文丛》166页）根据唐之享同志这些指示，我认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以德治教提高管理干部修养。实施“以德治教”关键在于干部。唐之享同志在《文丛》中指出：“学校德育工作能不能落到实处，德育主阵地作用能不能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务实高效的教育行政管理，取决于一支高素质的教育干部队伍。一个好的校长，就能带出一所好的学校；一个高素质的教育局长，就能把握一方德育工作脉搏，引导一方德育工作健康发展。”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只有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性锻炼，遵从师德，注重“官”德，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率先垂范，才可真正把“以德治教”扎扎实实地落实在每一项工作中。
2、把师德建设作为“以德治教”的重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高尚的职业’，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江泽民同志指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为人师表。’”（《文丛》244页）但是，“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理想信念淡薄，敬业精神减退。教师队伍中存在热衷于‘有偿家教’，以教谋私的现象，存在惩罚学生、打骂学生、侮辱学生的现象，甚至有个别教师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触犯刑律。”（《文丛》246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损害了师德形象，因此，“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的德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根本大计。”（《文丛》353页）教师必须首先锻炼师德，然后才能推己及人，服人育人，为社会培养出道德健全、人格高尚、全面发展的人才。
3、培养校园道德生活的主体。中学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德育的主体也应该是学生。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把他们简单地当成教育对象，只注重对他们进行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行为的约束，施加的往往是口号式的令人可望不可及的教育条目，整个德育过程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把人视为填充各种美德与高尚品格的袋子。人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作为未来高素质专门人才的中学生更是如此。学校要实施“以德治教”，就必须培养学生成为校园道德生活主体，这是由道德的内在规律、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以德治教”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也是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总体反思得出的经验。培养校园道德生活主体就是要唤起校园师生个体的自我意识，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发展个体能力、塑造个体的主体人格，以实现学校道德教育的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和谐统一。